36氪领读 | 曾国藩“进京”:没有金融的世界,如何解决金融问题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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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之前谈到金融对草根、对普通人的重要性,在过去金融市场不发达,没有金融工具的时候,人们就以各种变通办法去应对今天靠金融解决的问题。这一节我们讲一个曾国藩成长历程中的小故事,再次说明过去许多不良文化是因为金融不发达造成的。

  如果说谈近代中国离不开湖南人,那么,谈近代湖南人就离不开曾国藩。他的出身很普通—在 19 世纪之前的五六百年里,湖南湘乡的曾家,一个秀才也没出过,更不用说举人、进士了。直到曾国藩的爷爷辈,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,家里有一些田地,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。有了经济保障,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能致力于科举考试。不过,他父亲在这方面天分有限,考了足足 17 次,才于 1832 年考上秀才,使曾氏家族进入下层绅士行列。

  曾国藩很聪颖,4岁开蒙,8岁能读四书五经,尽管考了 7 次才考上秀才,但 23 岁就中举人,27 岁时中进士。这标志着曾氏正式跨入上层绅士门槛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? 1838 年那一次科举考试共 194 位进士,占 4亿人口的比例不到千万分之五。中了进士,点了翰林,就有机会出任高级官吏,光宗耀祖了。曾家世代努力攀登,到曾国藩这一辈终于实现梦想。

  不到 40 岁,曾国藩已经是二品官,分别掌控过礼部、兵部、刑部和工部,之后也任过两江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。曾国藩与李鸿章、左宗棠、 张之洞并称“晚清四大名臣”,他为朝廷立下的汗马功劳包括编练湘军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、处理教案、兴办洋务等等。

  1865 年,清朝进口第一批 “制造机器的机器”,并以此建立江南制造局,开中国制造业先河, 1872 年派出第一批学生留学美国,这些都有曾国藩的功劳。此外,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规矩,每日读书练字、记录心得,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对人生哲学的思考。总之,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,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就还是思想层面的贡献,都很少有人能超越曾国藩。

  曾国藩的仕途似乎一帆风顺,但是,当初他面对过哪些挑战呢?或者说,在他中进士之后,仕途成功是必然的吗?

 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,因为在清代,即使你是新科翰林,有了做官的通行证,家里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让你进京,也未必有资源把通行证变成现实。

  对曾国藩这种出身并不显赫的学子,中进士可以说是“甜蜜的烦恼”:一方面,这毫无疑问是令人畅快的事;另一方面,从中进士到真正做官,他需要很大一笔“过桥资本”,就如今天说的“过桥贷款”,甚至即使他做官了,也还需要很多投入。

  比如,官员来报喜,他要给赏钱;亲朋好友来了,他要设宴款待;家里还要竖旗子、挂牌匾、整修祖宗陵墓;从湖南到京城需要 200 两银子的路费开支;翰林院官员的薪俸很低,而朝廷又不给补贴,住房、官服、用人、马车等开销都要自己负担。按照张宏杰的统计,那时新进士的进京资本在 500 两银子以上,这相当于 20 多个京城工匠的年收入。

  正因为过桥资本这么大,时有进士因无法凑足资金而耽搁了去京城报到。在康熙时期,魏象枢就说:“起初得京官时,亦患无力,不能供职。”在晚清,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,但因 付不起过桥资本而一度准备放弃。

  那么,进士一般是怎么凑足这笔过桥资本呢?如果是出身于富裕家庭,自然由家里出,这是办法之一。办法之二是找亲戚族人出资。办法之三是找金融机构借债。如果还不行,办法之四就是找朋友和非朋友捐赠,此即所谓的“拜客”各门路。

  前面说了,曾国藩的家境不是那么富裕,家里之前供他读书赶考已经卖掉不少土地,所以第一条路不通。根据张宏杰的统计,中进士后第二年 1 月至 10 月间,曾国藩共四次“拜客”湖南 10 个县州,先是去岳父家和其他至亲家,然后分别拜会各地官员和企业老板。四次拜客历时 7 个月,走了约 1500 公里路,访问了 1200 个家庭和宗祠。

  曾国藩为什么要拜访这么多地方、这么多人?原因之一是他第一次拜客, 7 天马不停蹄走访至亲后,“贺礼”“轿钱”收入不多,才得到 13.2 两银子。所以,前面讲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筹资办法远远不够。

  当然,曾国藩可以借债。但当时金融市场欠缺,即使曾国藩未来收入很好,也没有途径让他提前变现部分未来收益。

  虽然有民间借贷,但利息高得吓人。按照江晓成的统计,在当时的京城,针对候任或在任低级官员的京债,年利 60%~100% 已经算是比较低的水平了,一年翻上两三倍的也不少见。而在小地方,几乎不可能借到超过几十两银子的大额长期贷款,利率高就更不用说了。假如那时候的金融市场像现在一样发达,那么,曾国藩一家至少可把房子或土地抵押,以 5%~6% 的利率借到相对大额的长期贷款,情况就会大为不同。

  所以,曾国藩没办法,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拜客,以募集资金。

  曾国藩第二次拜客是拜访湘乡境内的曾氏族人和官员,共得到 386.2两银子的“贺礼”“轿钱”。第三次拜客从道光十九年( 1839 ) 3 月底开始, 花了近三个月时间,经衡阳、衡州府城、耒阳、永兴等县,共募集相当于 466 两银子的资金。第四次拜客从当年 7 月下旬开始,走遍宝庆府城、 高沙市、武冈州、新化、安化、永丰等地,花费两个多月时间,共得到 566.6 两银子的“贺礼”金。

  拜客过程中,每到一处,大概要见四类人:一是自己的至亲故旧;二是族谱上记载的曾氏族人,一般是第一次认识;三是各县官员和重要乡绅;四是当地企业店主。他们除了宴请款待新科翰林外,也多有请他“议 修谱牒”、送卷挂匾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送上一笔“贺礼”钱,有时还有实物。

  四次拜客下来,曾国藩一共收获 1495 两银子。这相当于 60 多位北京工匠的年收入,也等于 50 亩良田的收购价,数目不小。到道光十九年 11 月初,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:“将进京银两封好,行李捡拾。”然后,离家 出发,前往京城。

  进京路上经过湖南、湖北、河南,他沿途继续拜会官员。路过湘乡县 城,县令等再送银 32 两;路过长沙,湖南巡抚、按察使、粮道、长沙知 府等又送 77 两;在汉口,湖北巡抚、布政使等送银 171 两;路过河南省 城,拜客四天,巡抚等政经军官员再送 156 两。

  因此,北上途中,曾国藩一共再得到 500 多两银子。所有拜客收入加 在一起,超过 2000 两。就像《儒林外史》里讲的,范进中举了,与他素 无来往的张乡绅立刻带银子送上门,只是曾国藩得到的比范进多多了。

  那么,这些“礼”钱是不是白给的呢?

  当然不是。这些当年致以馈赠的人,日后都要连本带利讨回,所谓最 重不过人情债。茨威格有句话很合适:“她(指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安托 瓦内特王后)那时候还太年轻,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 了价格。”那时的曾国藩,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一点。“贺礼”“轿钱”是别人以曾国藩为载体对未来做投资,而曾国藩收下这些钱等于是承诺未来给予 回报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这种赠送礼钱其实跟“买官”无本质区别。

  多年之后,曾国藩十分后悔,于家信中写道:“我自从己亥年(道光十九年)在外把戏,至今以为恨事。将来万一做外官,或督抚,或学政, 从前施情与我者,或数百,或数千,皆钓饵也。渠若到任上来,不应则失 之刻薄,应之则施一报十,尚不足满其欲……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,不可轻取人财,切记切记!”

  这种告诫当然珍贵,是曾国藩功成名就、衣食无忧以后的反思。可是,当初如果没有这笔钱财,不要说光耀门庭了,他连京城都到不了。如果当时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,曾国藩就可以以合理利率直接借钱,靠以后的收入偿还,而不是背上沉重的人情债,之后滋生腐败。

  新科翰林的过桥资本要靠拜客募集,而做上京官后,收入不高但开支 又大,像曾国藩在做官早期一年有将近 400 两的短缺。这就又逼着他要么 借超高利率的京债,要么接受别人的贿赂。从这个角度看,金融市场的缺 失和古代的贪贿盛行有着内在联系。尤其草根出身的官员,更是被迫铤而 走险接受贿赂。历史上的“腐败文化”在某种程度上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的。

  

  这本书从金融的起源讲起,通过我们生活中和历史上的各种案例,阐述了金融的意义和价值、普惠金融、债券市场、基金市场、股票市场、金融衍生品等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紧密相连的内容,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金融知识,看透背后的财富运转逻辑,合理运用金融工具,获得更好的生活。

  陈志武,华人经济学家,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、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,曾获得默顿·米勒奖。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、股票、期货和期权市场,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。 2006年,《华尔街电讯》将他评为“中国十大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”之一。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系列纪录片《华尔街》与《货币》,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。著有“金融的逻辑”系列、“财富的逻辑”系列、《24堂财富课:与女儿谈创业》等畅销书。